一、 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撰著工作
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以来, 曽多次强调指出，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早在2011年5月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时就强调指出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経典著作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到2013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一次强调指出，党的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说：“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已的看家本领，坚定理论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这个告诫，不仅是对党的干部基本要求，也是从事理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我们要很好地领悟其中蕴含的要义：其一，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内涵的本质属性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坚定信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是纯学术性的为著作而著作的一般著述，而是为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制定的理论工具，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它既有科学的真理性，又有强劲的实践品格。其二，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将其中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应用于客观实际。由此可见，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坚持原原本本的态度和方法，反对以所谓“学术研究”、“理论创新”等名义，误读和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恩格斯的所有撰著，向来为马克思十分关注、积极支持、予以研讨或参与合作撰著。这种情况，除他们早期合作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之外，在马克思生前大致有三类情况体现：第一类，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撰著不仅予以积极支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主导者。如恩格斯撰著《反杜林论》的开启和完成，始终为马克思所非常关注，多次致信恩格斯，提出要及时撰写批判杜林错误理论的文章，消除其思想理论对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消极影响，仅在1868年的半年内，马克思就给恩格斯连续写了五封信(这五封信旳日期分别是:1868年1月8目两封;1868年2月4日;1868年3月6日;1868年3月14日)，提出尽早撰写批判杜林宗派在理论上的挑衅。到1876年5月，马克思又致信恩格斯，督促尽快撰写批判杜林的文章，并明确提出对杜林宗派的驳斥，要从批判杜林思想着手。马克思在信中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时隔三天，恩格斯就回信说明，他将承担起这项政治任务，并拟好了批判计划和批判方法，在回信中说：“你说的到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扰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我已经订好了计划。开始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而杜林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这里充分表明，马克思不仅积极支持恩格斯撰著《反杜林论》，而且还表明了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导者，特别是他还为《反杜林论》撰写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正如拉法格于1905年为纪念恩格斯逝世十周年所写的《回忆恩格斯》中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当马克思答应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稿时，他正在学习英文，恩格斯就帮他翻译，必要时甚至还替他写作。当恩格斯写《反杜林论》时，马克思就放下自已的工作来编写这本书中有关经济的一部分。恩格斯也曾经公开谈到，他部分地采用了这些材料”。第二类情况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并按照马克思提出的论点和基本内容撰写的著作，写成后，经马克思审定后，才公诸于世。如《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著名的书评性著作，当时为撰写这部“书评”性的名著，马克思连续两天致信恩格斯。在1859年7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比斯康普想写一篇关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短评等等。我劝阻了，因为他对此一窍不通，……所以我请你替他写一写，简短地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次日，马克思又致信恩格斯说：“你是否同意写一篇关于我的书的短评。……你要写的话，别忘记说：（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性，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由此表明，这部著名的书评性著作，不是恩格斯随意写的，完全是在马克思授意下写成的。可是制造“马克思哲学思想恩格斯化”的论者，却把这部书评说成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恩格斯化的过程由此起步”的著作，并认为，“此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改变了方向”。这种不认真研读原著，发表极端武断的学风，实在令人可笑又可悲。第三类情况是，依据马克思的遗愿和遗留的资料所撰写的著作，其中《资本论》的第二、三两卷之外，最有代表性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撰著，这是恩格斯严格按照马克思的遗愿和遗留下来的资料写成的。恩格斯于1884年2月16日，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曾说，被马克思发现的摩尔根《古代社会》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摩尔根在他自已研究的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要求。”马克思“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作十分详细摘录（即：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引者注）可以看出。”所以，恩格斯在该著第一版序中说：“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地方就加以引用。”
以上列举的事实情况深刻表明：学习和研读恩格斯的著作，要坚持马克思的立场，不能辟开马克思，更不能同马克思对立起来；同样，学习和研读马克思的著作，也不能辟开恩格斯。因为他们二人理论原则一致，思想观点相同，他们两人写的每一部著作，乃至每一行字，只要未经另一位事先审阅认可或在主要思想上取得一致意见，是不会公开发表的。特别是他们共同从事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他们战胜困境忘我工作的动力和基础。正像马克思在受到反动政府赋税压榨、身患疾病和紧迫写作等困境的压力下，他致恩格斯信中说：“我诚心告诉你，……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俩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已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时隔半年之后，马克思于1866年2月20日又深情地给恩格斯的信中还说：“亲爱的朋友，在所有一切情况下比任何时间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恩格斯既是马克思的最亲密的忠实朋友，更是他毕生事业最得力的合作者。正像李卜克内西所说：“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与马克思有如一个巨人与另一个巨人，是不能分开的。”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说的更为深刻，他说：“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历史事实，却被有的研究者所无视，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真实关系，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炮制“马克思哲学思想恩格斯化”，是十分荒谬的。
二、《终结》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经典
《终结》出版的动因是，1885年间，恩格斯应《新时代》杂志之约，写一篇关于评论费尔巴哈的文章，并于当年4-5月在该杂志上刊出。1887年12月初将评论文章寄给社会民主党的出版者狄茨，拟出单行本。1888年2月写出单行本序言之后，于当年5月在斯图加特正式出版。这是一部最明确最详尽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历程的重要经典，是指导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武器，正像列宁所说：“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注）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普列汉诺夫在为这部著作俄语译本写的《译者的话》中说：“我所推荐的这本小册子，是集了这两位思想家（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注）的哲学观点的大成。”
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始终是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必读的经典，如在1927年大革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共产党人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不惧严酷的白色恐怖的环境，利用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形式翻译、研读和传播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在这一时期，恩格斯的这部《终结》，以多种版本传播开来。如1929年，彭嘉生以《费尔巴哈论》书名，根据德文版译出，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同时林绍真从法文版转译的《终结》，发表在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宗教·社会主义》书中，1930年初，李达、邓初民、王会悟等创办的上海昆仑书店以《江南文库》丛书出版了这部著作。同年，由青骊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费尔巴哈论》的英汉对照本。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和《反杜林论》等其他著作，在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传播，特别是红军到达陕北，在延安正式成立的马列学院中，恩格斯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得以更广泛、更深入和系统地传播开来，武装了广大革命干部，提高了他的理论水平和思维能力。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广大人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恩格斯的《终结》不仅予以新译，作为干部必读的书籍多次出版，而且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包括早期著作也得以翻译和出版。以上概述，充分表明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都起着强大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了最全面、最详尽和最系统地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使它始终是革命者和广大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恩格斯在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明了出版《终结》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并说明将马克思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终结》的附录形式正式发表的重要意义。《终结》出版的重大意义，首先，是历史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联系和原则区别。其次，凸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哲学变革的实质。再次，《终结》的出版实现了他和马克思多年的心愿。对此，恩格斯在序言中引用马克思的话作了说明，他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到恩格斯撰著《终结》，经过了四十年。其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而广泛传播，需要对它的基本原理作出进一步科学说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这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政治上，资产阶级实行议会民主普选制度，工人阶级及其有关团体等组织，在议会中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斗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既可以在议会中公开反对资产阶级制定的不合理的规章和举措，又可以出版本阶级主管的报刊，创办工人夜校等教育和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等活动，有利于进一步聚集团结本阶级的力量，为未来的阶级斗争作好强有力的准备。与此同时，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也在发展和泛滥起来，严重影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及其开展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健康发展。恩格斯在单行本序言中说：“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些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说成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结合，抹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区别。因此，恩格斯认为，必须对德国古典哲学作出全面的科学评价，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原则区别和逻辑联系，以肃清被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制造的理论混乱。恩格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飚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恩格斯借评述施达克的论费尔巴哈一书的机会，在评价黑格尔哲学的同时，对费尔巴哈哲学要作出正确的评价。因此，恩格斯在复印《终结》单行本之前，曾重新查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认为其中的内容不足以说明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完全评价，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因为，一是其中关于费尔巴哈一章没有写完，二是写完的部分是对唯物史的阐释，三是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没有批判分析。但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旧笔记本中找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马克思匆匆写成以供进一步研究所用，但却从理论原则上指出了费尔巴哈的根本错误,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及其重要意义。所以，恩格斯称这个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并把它作为《终结》的附录一并发表出来。
三、《终结》是首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的经典
恩格斯曾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思想材料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虽然植根于无产阶级时代的政治经济斗争的实践，但新的经济并不能直接地产生哲学思想，必须首先从已有的特定哲学思想资料为出发的前提，德国古典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思想理论前提。
恩格斯曾指出，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辩证思维方式精神进行活动的。“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从恩格斯这段论述中，可以表明：（1）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成就；（2）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和全部阐明，要以辩证思维方法为前提；（3）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直接思想理论前提，是黑格尔哲学的思维辩证法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应用。所以，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一章中，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全部剖析和科学评价，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中形成的，是在变革旧哲学的过程中发展和传播开来，其变革的实质就是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唯物主义历史观既是马克思的首创，也是《终结》的核心内容。因此，恩格斯多次指出，《终结》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最全面最详尽的阐述，如1890年9月21日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唯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再如，1890年10月27日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即《终结》——引者注）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又如，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后来又在《费尔巴哈》一书最后一章里谈到了。”这些信表明，恩格斯还特别强调对唯物史观要作全面正确的理解。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同时，恩格斯还强调指出，要正确理解唯物历史观的方法论意义。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但是，许许多多的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已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也不起了。”再者，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创立了唯物历史观。他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恩格斯的这些系列性论述，深刻显示唯物史观是《终结》中最重要的核心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脱离德国古典哲学而创立的新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旧哲学的实质与核心。因而，恩格斯在《终结》以大篇幅的第四部分中，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全面、系统和历史的分析和阐述。其中对客观物质发展规律与思维发展规律的辩证同一问题、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相异问题、人们在设定追求目标的动机与最终结果相矛盾的问题、历史人物个人的动机与其背后的整个民族、整个阶级动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远离物质生活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之形成、变迁与发展问题等等，均进行了全面系统和历史地分析与阐述。
第二，恩格斯创造性地揭示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其中蕴含着富有创造性的批判与继承的方法论。恩格斯以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哲学辩证法基础上，依据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全部论述，对他的一个著名命题，即“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进行转换和创造性的分析，揭示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是，普鲁士国家政府及其臣民对这个著名命题真实意义却不了解，只是从保守主义的立场予以赞赏，包括黑格尔本人对此命题的真实意义也只是敢想而不敢表露说明白。同时，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的成就，他指出：“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夏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因为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中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历史领域，“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恩格斯还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成就是他的辩证思维方法。因此，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是旧哲学发展的顶峰。虽然它的体系与方法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是，他却一方面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他的思维辩证法又给人们指出了走出体系迷宫的正确道路。这样，过去那种包罗万象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旧科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
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科学评价和全面剖析，深化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主要思想，恩格斯肯定费尔巴哈的名著《基督教的本质》出版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恩格斯所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但同时，恩格斯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严重缺点：一是他没有超出旧哲学的传统，仍把哲学看作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二是他的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观是唯物主义，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三是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哲学，只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哲学当作无任何价值的东西抛弃了。在哲学内容上，他的哲学比起黑格尔哲学是贫乏的。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由此可见，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缺点的分析批判，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缺点的分析批判，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微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由此表明，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终结》的附录公诸于世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四、评判对《终结》的误读和曲解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研究中，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人学论”，恩格斯哲学是“物质论”。马克思是从人出发的，奉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哲学路线；恩格斯是从自然出发的，奉行的是以自然为中心的哲学路线。这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思潮，在国内也发生了影响。有的学人追随西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提出马克思“从劳动研究哲学本体”，所以，马克思是“劳动本体论”；恩格斯“从物质或自然研究哲学体系”，故恩格斯是“物质本体论”。并以此论证他的《论马克思哲学思想恩格斯化》，并把《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终结》等著作，当作其论据。可谓极端谬误。具体到《终结》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断言，从马克思的《提纲》到恩格斯的《终结》，有一个“从能主义到机械的简单唯物主义的转换”。他们说《提纲》是以人为中心的，论述了能动的实践因素在认识中的意义；《终结》是以物质为中心的，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没有突出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提纲》和《终结》这种差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实践出发，还是从自然界出发”；“从本体论维度理解实践，还是从认识论维度理解实践”；“从人的问题着眼，还是从纯粹思想的问题着眼。”这种不顾恩格斯撰著《终结》的历史背景、直接原因和针对的具体问题研读，不是原原本本的理解和研究，而是从自已主观设定的逻辑概念和问题对原典进行误读，这种所谓“学术性”的研究和阐释的学风，恩格斯生前就批评过。1884年2月4日，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谈到加·杰维尔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错误时，恩格斯指出：“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就不正确了。”其实，上述对《终结》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实践问题和人的问题的诘难，不是什么“新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有学人鲜明地提出来了，认为《终结》具有历史局限性和理论上的缺陷，“它的主要局限性表现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对哲学体系的表达上，它没有突出实践的内容，对主体的作用也有所忽视。”在西方，悉尼·胡克说：“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一书中，恩格斯为了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并没有充分地强调这个能动的实践因素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过，胡克所说的“能动的实践因素”，是黑格尔的精神能动性，不是物质性实践的能动性。
以上表明，在国内外诘难《终结》的论者们，都不能否认恩格斯在《终结》中论述了实践问题，恩格斯不仅从认识论维度论述了实践问题，而且也从本体论维度对实践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只是诘难者以主观武断的立场作了误读和曲解。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已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这里不仅明确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地位和重要意义，而且蕴含了从本体论维度理解实践的地位和重要意义。特别是《终结》的第四章中，从历史观上深刻论述了社会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意义。恩格斯通过关于历史人物、人民群众、民族和阶级背后动机的动力的分析和论述，深刻揭示和系统地阐明了社会实践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特别是具体的提出和论证了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思想观念的改变、宗教的变迁等不同领域变化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意义。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同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能说《终结》没有从本体论维度论述实践吗？
上述论者说，恩格斯在《终结》中论述哲学基本问题时，未“从人着眼”，是“从纯思想问题着眼”的，与马克思在《提纲》中的思想是相异的。这种诘难是非常错误的，是对《终结》内容不顾而言他的不良学风。就事实而言，《提纲》和《终结》对人和人的本质问题的思想观点是一致的，二者对费尔巴哈关于人和人的本质的纯自然性和抽象性的观点作了批判，并论述了人的社会历史性、实践能动性和自主自觉的意识性，以及这些特性同自然界的关系、同社会历史的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所不同的是论述的形式和批判的角度略有差异。《提纲》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的过程中，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实践性，以及社会关系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性，论述了人的功能本质和社会本质，并着重强调了人的社会本质方面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恩格斯在《终结》中是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人的功能本质和社会本质。首先，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分析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阐述，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认识论的维度，深刻论述了人的自主自觉的意识性、能动性和实践性。强调了人的思维认识能力和生产实践能力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其次，恩格斯在《终结》第四章中，通过对人们思想动机的背后动力问题的科学揭示和研究，从人的自主自觉的意识性深刻阐述了人的社会本质及其具体表现，强调作为历史人物的人和作为人民群众的人，他们的社会本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其所处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其表现形式和性质是不同的。恩格斯的这些论及，不仅与马克思在《提纲》关于人和人的本质，在思想上完全一致，而且是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人的本质思想的推进和细化。断言《终结》不“从人的问题着眼”、不“从本体论维度理解实践”等等，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是与《终结》的实际内容完全不相符的。
结语，重温恩格斯晚年撰著的《终结》，评析批判对《终结》误读、曲解的错误思想观点的目的，是为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以马克思的立场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原原本本的学习和研读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撰著的《终结》，虽然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正式出版的，但它是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并对马克思伟大发现和创立的唯物史观作了最全面最详尽的论述。同时，《终结》是首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的经典，不能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的思想对待这部经典，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半个世纪的共同工作，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他们的著作中，立场观点原则相同，情投意合，同心同德，在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携手战斗的结合中，形成了亲密交织着的高尚友谊和品格，为人类史中所罕见。正如李卜克内西所说：“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与马克思有如一个巨人与另一个巨人，是不能分开的。”完全可以说，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就不会载入史册。同样，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就不可能完成其业绩。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即将复印出版时，以十分真诚感激的语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亲爱的弗雷德：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章（第四十九印张）刚刚校完。……序言也已校完并于昨天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的确如马克思所说，恩格斯为马克思能够全部精力撰著《资本论》，不仅在经济上按照马克思全家生活需求，无条件的及时供给。而且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第一卷的过程中，不仅在章节结构、行文方法上予以积极的帮助，而且在理论的阐述和材料调查和运用方面，也做了许多重要的有力的协助，加速了撰写的进程。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立即把整理、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工作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他认为：马克思的“这部书将成为他的一座纪念碑，这是他自已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伟大。”因此，要按照马克思生前的愿望，编辑出的“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著作”，而不是编者的著作。所以，恩格斯以高度忠实于马克思手稿基础上，精准辩认、仔细整理、科学审定，经过十二年的忘我劳动，圆满完成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任务。恩格斯这种崇高的牺牲精神、十多年的艰辛劳作，永远为人们所敬仰、所感动。
